董其昌 1611年作 行书《昼锦堂记》十二屏 镜框

题识：辛亥春二月，舟次玉峰，漫书于古松轩中。董其昌。
钤印：董其昌印、大宗伯印

出版：《董其昌书<昼锦堂记>十二条屏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25年1月。

释文：昼锦堂记。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。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盖士方穷时，困厄闾里，庸人孺子，皆得易而侮之。若季子不礼于其嫂，买臣见弃于其妻。一旦高车驷马，旗旄导前，而骑卒拥后，夹道之人，相与骈肩累迹，瞻望咨嗟；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奔走骇汗，羞愧俯伏，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。此一介之士，得志于当时，而意气之盛，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。惟大丞相卫（魏）国公则不然：公，相人也，世有令德，为时名卿。自公少时，已擢高科，登显仕。海内之士，闻下风而望馀光者，盖亦有年矣。所谓将相而富贵，皆公所宜素有；非如穷厄之人，侥幸得志于一时，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，以惊骇而夸耀之也。然则高牙大纛，不足为公荣；桓圭衮裳，不足为公贵。惟德被生民，而功施社稷，勒之金石，播之声诗，以耀后世而垂无穷，此公之志，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！公在至和中，尝以武康之节，来治于相，乃作“昼锦”之堂于后圃。既又刻诗于石，以遗相人。其言以快恩仇、矜名誉为可薄，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，而以为戒。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，而其志岂易量哉！故能出入将相，勤劳王家，而夷险一节。至于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：可谓社稷之臣矣！其丰功盛烈，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，乃邦家之光，非闾里之荣也。余虽不获登公之堂，幸尝窃诵公之诗，乐公之志有成，而喜为天下道也。于是乎书。
说明：每幅裱褙均附退赔标签：18587、古文745。
作者简介：董其昌（1555—1636），松江华亭人，字玄宰，号思白、香光居士，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进士二甲第一名，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。他的书画创作与理论一直影响了清代三百年的艺坛，至今方兴未艾，成为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基柱之一。
★此件拍品需要特殊号牌。

起矜庄想 奇宕潇洒
——汤哲明（著名画家、理论家）
明代的书法面貌，在早中期几乎一直都是延续“二王”一脉的赵孟頫风格，以“吴门书风”流布最广。董其昌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现象，他的书法不受时风桎梏，而是广泛取法古人，集古之大成，又能跳出古人藩篱，形成了以简淡生拙为主的独特而强烈的个人风格。
此件行书十二屏条，内容是宋欧阳修为韩琦所作《昼锦堂记》。项羽曾说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夜行”，欧阳修作《昼锦堂记》反其意而用，赞誉韩琦品德高尚，不炫耀富贵，劝喻权贵要以“德被生民”来“耀后世而垂无穷”。作为千古名篇，历来画家书家都喜以“昼锦堂”为题进行创作。董其昌曾作《昼锦堂图并记》卷，《石渠宝笈》初编著录，为董其昌书画代表作，现为吉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。这件作品没有纪年，但从其青绿山水以及书法风格来看，是董其昌中晚年所作，与此件十二条屏当属同一时期。
董其昌三十五岁中举任职翰林院，四十五岁回乡养病，五十岁任湖广学政，其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在湖广学政任上遭生员哗变驱逐，自请解绶归里，回到松江，直到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神宗、光宗相继崩逝，才重新接受启用，回朝廷任职。后因“民抄董宦”事接连遭到弹劾，天启五年（1625）乞休，后崇祯四年（1634）起复，七年（1637）致仕，两年后逝世。董其昌仕途跌宕，前逢激烈的“国本之争”，后遇诡谲的“东林党争”，唯有如履薄冰，明哲保身，想来对欧阳修《昼锦堂记》所论心有戚戚，不过，仕途的不顺却是其研习书法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壮年时就开始的长期闲适优渥的生活，使得董其昌有大量的时间优游山水，陶冶心性，与众多收藏家乃至书画商人接触，收藏、观赏、鉴别古代书画，这是他独特的审美观念、书法理念形成的丰厚土壤，也是他书法实践的强大助力。
此件《昼锦堂记》十二条屏，每幅高约有六尺，绢本灿然，比之横卷更显气派堂皇。款署：“辛亥春二月，舟次玉峰，漫书于古松轩中。”辛亥为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，董其昌时年五十七岁。董氏学书从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开始，其书法始终都有颜氏书风拙朴的底色，他后来所形成的独特的“生拙”的趣味，也是从此而来。他又从颜书上溯“二王”，四十四岁时得观《伯远帖》，其书法的秀丽流转之韵味即得益于此。中年时，董其昌着力研习米芾，以米芾书为宋人第一。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董氏自述：“余十七岁学书，初学颜鲁公《多宝塔》，稍去而之钟、王，得其皮耳。更二十年，学宋人，乃得其解处”，可见他理解书法的真谛，是以宋人为桥梁，而这宋人，即是米芾。五十五岁时董其昌有临米芾《蜀素帖》中《吴江垂虹亭诸诗卷》、五十八岁时又作《临米芾天马赋卷》（皆上海博物馆藏）。此两卷作品都像他自己在题跋中所说“如狮子搏象，全力赴之，当为生平合作”。
此件《昼锦堂记》为董其昌五十七岁时所作，正是他醉心米芾书法的时期，也正到了其书法集众家之长，形成自家面目的关键时刻。作品中字势欹侧，行气疏阔，上下紧凑而左右疏朗，因此既富萦带牵连，又有顾盼之余裕，通篇显得平稳，细看却有跌宕险奇的趣味，这是米芾书法重“势”的体现。米书另一大特征是用笔，董其昌归结为“沉著痛快”，在此作中也体现得十分充分，起落笔间干净利落，转折之时刚柔并济，圆而见方，点画中充满了节奏感和速度感。董其昌之学古人，最可贵处在于他始终师心而从不拘泥于师迹。因此，在这件作品中，我们除了米芾，还能看到修长的结字，敦厚的笔致，前者出于“二王”，后者则源于颜真卿。此件《昼锦堂记》十二条屏同时具备了各家的显著特征，正是董其昌中年书风转变的重要例证。
在遍师古人之后，董其昌最终将自己的书学追求定为“简淡生拙”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，灵巧之至转为素朴，那个时候，前辈大师们逐渐归隐为其书法最坚实的基石，而他独特的书风将以一种貌似平和方式完全显露，并且引领数百年的风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