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绍基 行书节录《宝绘录叙论》四屏 立轴

【款识】子贞何绍基。
【钤印】何绍基印（朱文）、子贞（白文）
【题签】何子贞先生行书屏幅。澹然题签。钤印：淡然六十以后作（朱文）

【释文】自唐以下，赵千里驰声江左，黄要叔著美蜀中，依然唐人风致，故非赵宋所能囿也，至若北苑有大方之目，营邱擅神绘之称，郭恕先入渊微之室，殆宋室弁冕岂以下诸子所能班乎？子瞻谓当世无李意者。诸图先入内府，缘未寓目也，然以耳目未到而遂信为绝世无眉山氏。可谓浅矣。至如赵大年之神情超迈，王晋卿之体裁赡丽，范中立之运笔冲恬，郭河阳之树石苍劲，俱有唐世作者之遗风焉

【说明】何绍基印与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第474页，第9方相符；子贞与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第475页，第11印相符。

何绍基，字子贞，号东洲，晚号蝯叟，别署东洲居士，湖南道洲人。道光十六年进士。于经学、诗文、词章、金石、史地均有造诣。书工四体，自成一家，世皆重之，为清朝中后期最具影响的书法家之一。

熔碑铸帖开生面 奇崛超迈见风神
—— 何绍基《宝绘录叙论》四屏行书赏鉴
清代书坛，豪杰如云，而何绍基堪称中流砥柱。其熔铸碑帖，贯通四体，终成独具风骨之 “何体”，曾国藩誉其 “字必传千古无疑”，更获 “有清二百余年一人” 之盛赞。其中行书造诣最称极致，既为其书学思想之具象化表达，亦为其艺术成就之巅峰体现。今观其行书节录《宝绘录叙论》四屏，乃其五十岁前后手笔，正值精力弥满、书学大成之境，诚为其艺术高峰时期的精品力作，足以一窥其 “纵横邪出而规矩自存” 的书法神韵。
何氏行书，植根颜鲁公书风之宽博茂密，复融篆籀之古拙笔法与汉碑之苍莽意趣，更以自创 “回腕法”，于笔端造就 “生拙” 奇韵。此四屏作品，行中含楷，笔蕴篆分，于凝练处见锐劲，沉稳处露俏丽，洋洋洒洒，一气呵成。既摆脱早年应试之作的拘谨之态，又迥异于晚年稍显僵化的笔致，于纵横捭阖之间，尽显其艺术成熟期的独造之境与浑成之美。
细赏其结字与运笔，每多出人意料之妙思。字中竖笔，皆呈斜势，然通观全篇，竟于倾侧摇曳中达成视觉平衡；每行布局，如高峰挺峙，险绝却不倒欹，反生奇崛之美。马宗霍论其行书 “多参篆意，纯以神行，人见其纵横邪，出乎绳墨之外，实则腕平锋正，蹈乎规矩之中”，此作正可作为绝佳注脚。其用笔飞动腾跃，方圆互见，于严格之中锋运笔里融入颤笔技法，落笔或重或轻，行笔或挫或行，动静疾徐，转换自如，使线条外现柔婉而内含刚劲，断连自然，古茂疏朗之美感油然而生。正如《清稗类钞》所评：“子贞太史行书尤于恣肆中见逸气，往往一行之中，忽而似壮士斗力，筋骨涌现；忽而又如衔环勒马，意态超然，非精究四体熟谙八法，无以领其妙。” 这般笔法之妙，无怪其能在晚清书坛独冠一时。
回溯其书学演进历程，此作恰处其艺术发展之第二阶段（1838-1855）。彼时何氏仕途顺遂，蒙皇帝宠信，家境优渥，精力与胆识皆臻上乘，遂于书法风格上大胆拓新，臻于炉火纯青之境。他于颜书根基之上，博采周秦两汉之古篆籀，下涉六朝南北碑，最终形成以篆隶为底蕴、以雄肆为骨相的行书风格，典型 “何体” 风貌于此已然成熟。对比其第一阶段科举时期专攻颜欧以应考场的拘谨，及第三阶段讲学生涯后于汉碑、金文研习中稍显僵化的笔致，此四屏之作实乃承前启后，集其笔法、字法、章法之大成，是其艺术生命巅峰状态的鲜活见证，每一笔每一画，皆为其书学思想的精妙诠释。
何绍基行书之价值，不仅在于其自身艺术成就的卓绝，更在于对后世书坛的深远浸润。陈介祺、赵之谦、曾熙、齐白石乃至舒同诸家，皆在不同程度上受其行书风格的沾溉。此《宝绘录叙论》四屏所呈现的熔铸古今、自成一格的艺术精神，不仅是晚清书坛冠绝一时的标志，更在书法史的长河中，为碑帖融合之路开辟了新的境界。其于点画间彰显的磅礴气势，于奇崛处暗藏的规矩法度，于生拙中蕴含的灵妙意趣，正是传统书法 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 的典范诠释。观此作，如见一位书坛巨擘于纸上诉说其对传统的敬畏与对创新的执着，其艺术生命之绵长，正源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