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无量 行书·自作诗《京西游记》六首 镜心

【款识】（文略）以上旧作自童稚迄今未尝断，每自比于古，略不求同，惟思及览，稍有可观，皆为友人索去，检箧中残纸，为书一过，岂能与古人较耳。惟汗愧愧。病笔执丈，奈何奈何。无量。

籍贯：四川梓潼

天真烂漫与碑帖交融的笔墨境界
—谢无量《行书自作诗〈京西游记〉六首》
在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上，谢无量（1884–1964）以其独特的“孩儿体”书风与深厚的学养，成为碑帖融合道路上一位不可忽视的大家。他早年遍习北碑，深研晋唐帖学，终以“拙朴中含灵秀”的笔墨语言，开创出个性鲜明的艺术面貌。其《行书自作诗〈京西游记〉六首》作为其晚年力作，不仅凝聚了他一生的书写经验与审美追求，更是其人格、学问与笔墨高度统一的艺术结晶。
谢无量幼承家学，四岁即随父习字，虽起步于科举所需的工整楷书，却因天性不喜拘束，很快倾心于晋人行草的自由与雅逸。目前所见其最早书迹为1906年《致邓绳侯书札》，虽尚未成熟，却已显露出纵长欹侧的字势与流畅贯通的笔意。马一浮曾评价他“不好临摹而天才卓异”，正点出谢无量不重形似而重神会的学书路径。他主张“领神”而非“皮袭”，强调从心出发，把握前人意势流贯、气息雅逸的内在精神。这种“神行乃妙，皮袭为下”的理念，成为他一生书法实践的指导思想。
《行书自作诗〈京西游记〉六首》从风格上看，属于谢无量晚年“人书俱老”阶段的典型面貌。这一时期，他的书法已从早期的简瘦放逸、中期的丰厚朴拙，逐步走向凝练散朗与自由天真的统一。作品中用笔纵其笔势而不计工拙，点画虽细瘦却浑融含蓄，结字以纵长欹侧为主，擒纵得宜，如天女散花，随心所欲。章法上因诗作内容与书写节奏的不同而自然生变，疏密变动不拘，布白灵动，气息贯通。这种“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”的境界，正是他将“二王”行草的灵和与南北碑刻的凝练散朗熔铸为一的结果。
从书写内容来看，《京西游记》六首作为谢无量自作诗，其文学性与书法形式相得益彰。他一生作诗逾三千首，诗风瑰诡渊古，晚年更趋平淡天然，寄托遥深。其论诗主张“修辞立其诚”，强调真性情与简赅适度的表达，反对浮华雕琢。这种诗学观念与其书法的审美取向高度一致——皆以“真”为核，追求“质文相称，理味兼具”。故其书作不仅是笔墨的表现，更是其胸襟、学问与人格的自然流露。
谢无量书法被俗称为“孩儿体”，实非贬义，而是对其天真稚拙、不事雕琢的美学风格的生动概括。他所追求的“婴儿乎”境界，源自老庄哲学中的返璞归真思想，是“大巧若拙”“得鱼忘筌”的艺术体现。他不仅在“二王”帖学中汲取雅逸之气，更从汉魏刻石、北魏墓志乃至民间书迹中化取朴野之趣。正如他为《广武将军碑》题跋时所赞：“开张气贯千钧弩，疏秀春回二月风”，其笔下亦常有“气贯千钧”之力度与“疏秀春回”之韵致。
谢无量晚年居于蜀地十七年，卖字为生，生活清贫而书写不辍。这一时期他的书法逐渐摆脱早年的轻滑与中期的刻意，进入“自由变化、姿态横生”的高峰。1956年后，其行草书更是“迭出生机无定则，天真烂漫老更成”，笔下既有老辣苍润的篆籀笔意，又有随兴所至的章法安排。《京西游记》六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，可视为其诗书合一、人笔相忘的典范之作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谢无量虽不以“职业书家”自居，但其一生笔耕不辍，鬻字数量巨大，书写实践之勤勉远超常人。他不仅在纸上挥毫，更在金石、碑帖中汲取养分，曾为考据《戏鱼堂法帖》真伪，与友人对照古拓至乐而忘食。这种对传统深研而不泥古的态度，使其书法既有古意，又有新声。
《行书自作诗〈京西游记〉六首》是诗的书法，也是笔墨的自传；是京西游历的纪实，也是心灵自由的抒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