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元培 1933年作 行书五言诗 立轴

款 识：桢良先生雅属。廿二年四月，蔡元培。
钤 印：蔡元培印（朱文）

籍贯：浙江绍兴

『释 文』
旸谷吐灵曜，扶桑森千丈。朱霞升东山，朝日何晃朗。回风流曲棂，幽室发逸响。悠然心永怀，眇尔自遐想。

蔡元培，字鹤卿，阿培、民友、孑民，号鹤青，浙江绍兴人。光绪十八年中进士，授编修。1905年加入同盟会。其后留学德国，又往法国，1916年底回国，次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。1927年后，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、监察院长等职。又为上海音乐学院创始人。

墨韵中的教育理想与人格写照
—蔡元培《行书五言诗》赏析
1933年，蔡元培挥毫写就此幅《行书五言诗》：“旸谷吐灵曜，扶桑森千丈。朱霞升东山，朝日何晃朗。回风流曲棂，幽室发逸响。悠然心永怀，眇尔自遐想。”这幅作品以行书为载体，笔墨间流淌着他对自然意象的捕捉与内心哲思的投射。诗作描绘日出东方、霞光潋滟之景，继而转向幽室回风、逸响悠远的意境，暗合蔡元培一生追求光明、崇尚理性而又不忘人文关怀的精神轨迹。从个人经历、书法渊源、书风特征到思想内涵，此作不仅是对传统诗书的继承，更是其美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生动注脚。
蔡元培的书法实践深植于其教育生涯与美育思想之中。早年受清末碑学影响，他重视书法的笔力与结构，后又融入帖学的流畅与韵致。在《国立美术学校成立及开学式演说词》中，他明确提出“书法与中国图画为缘”，强调笔力风韵对艺术的支撑，甚至呼吁“增设书法专科”以助中国画发展。这一主张并非空谈，而是基于他对书法美术属性的深刻认知。1917年主持北京大学时，他推动成立“书法研究社”，以“昌明书法、陶养性情”为宗旨，聘请沈尹默、马衡等大家担任导师，亲自参与碑帖购置与社团活动。在蔡元培看来，书法既是实用技能，更是“陶养性情”的美育工具，其功能远超技艺传授，直指人格塑造与情感净化。
此幅《行书五言诗》的书风，恰是其理念的外化。用笔以中锋为主，兼施侧锋，线条圆润而骨力内蕴，转折处多见提拔变化，可见其对晋唐法度的吸收与化用。结体疏密有致，如“森”“朗”二字开阔舒展，“幽”“遐”则收敛含蓄，整体章法错落如云卷云舒，与诗中“回风流曲棂”的意象形成呼应。墨色浓淡自然，枯润相生，暗合“朱霞升东山”的绚烂与“朝日何晃朗”的明净。这种书风既具文人书的雅致，又透露出近代教育者对理性与秩序的追求——正如他在北大推行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时，既重传统根基，又倡革新精神。
诗作内容亦折射出蔡元培的思想世界。“旸谷”“扶桑”象征文明启蒙之光，“幽室逸响”则隐喻学术与心灵的深潜。这种对光明与幽微的并置，恰似其教育理想：既倡科学理性以破蒙昧，又重人文美育以养性灵。1930年代，中国面临内忧外患，蔡元培虽渐离政治中心，却仍以文化教育为救国途径。他在《以美育代宗教说》中强调，“纯粹之美育”能消弭“利己损人之念”，培养“高尚纯洁之习惯”。此诗末句“悠然心永怀，眇尔自遐想”，正是其对美育陶养效果的诗意表达——通过艺术与自然的观照，抵达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蔡元培的书法教育观始终与时代思潮交织。在“汉字革命”浪潮中，钱玄同等人主张废除汉字，傅斯年斥书法“妨害知识普及”，而蔡元培却以实践坚守书法价值。他一方面支持北大书法研究社的学科化探索，另一方面在社会美育中推广书法，如1936年主导中华美术协会，推动全国美展与美术馆建设。这种“在矛盾中抉择”的立场，源于其对传统文化“兼容并包”的智慧。正如他在《对于新教育之意见》中所言：“美育当占其二十五”，将美感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，书法正是其中一环。
此幅《行书五言诗》创作于1933年，时值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、投身文化救亡之际。作品中的朝日意象，或暗喻其对民族复兴的期待；而“幽室发逸响”则透露出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坚守。书法不仅是艺术表达，更是其人格与理想的载体——笔下有康德的审美无利害，有菲希特的爱国演说之激情，亦有中国文人“修身济世”的传统。若将其与北大书法研究社的宗旨“陶养性情”并观，可见蔡元培始终以美育为桥梁，连通知行、沟通古今。